首页 >> 理论研讨 民间借贷纠纷中的疑难问题研究

作者:信息发布员   |    栏目:理论研讨    |    日期:2018-04-18    |    浏览271次

【论文提要】民间借贷纠纷在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在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疑难复杂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借款事实的有无与借款利息的约定。在此类疑难复杂借贷案件中,被告方的抗辩往往与原告的诉讼请求针锋相对、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自圆其说,而且被告也能举出相应的证据支持其抗辩意见,在抗辩说理与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两个方面同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举证形成根本对立的局面。此时,审判人员对有关案件事实问题及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取舍将从根本上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从审判实践的角度考虑,上述两方面的疑难复杂问题主要是庭审中的事实查明问题,需要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为基础,充分运用逻辑推理与日常经验法则,结合具体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双方关系等客观因素,对原被告之间借款事实的有无及借款利息如何约定依法作出判断,并在判决中公布自己判断的依据与理由。本文将结合笔者承办过的民间借贷案件作为切入点,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分析破解此类案件中的疑难问题的方法。

【主要创新观点】商事案件的证据有其特殊性。与普通民事案件相比,以民间借贷为代表的商事案件不仅同样遵循权利平等、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民法原则,而且更加强调缔约自由、商业效率与商事专业精神。这种特点在民间借贷、股东出资、租赁合同纠纷等案件上的直接反映就是此类案件的证据问题具有更强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审判人员在审理商事案件时要牢牢把握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制度,不仅要注意证据的内容,也要重视证据本身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对证据进行质证与考察的过程中,不要被纷繁复杂的证据内容所迷惑,要紧扣关联性这一要点,即注意审查证据具体内容与案件争议问题的关联性,通过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对双方各自举证进行全面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其诉讼请求要件与抗辩观点要件进行对应比较,确定双方各自观点是否有证据支持,以及有关证据各自的证明力大小等关键问题。

(本文共6850字)

【关键词】民间借贷;证据证明力;证据形式;关联性

以下正文:

                                                     

民间借贷类案件在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在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疑难复杂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事实查明方面的问题,即借款事实的有无与借款利息的约定。从审判实践的角度考虑,要在审理中查明或认定上述两方面的疑难复杂问题,需要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为基础,充分运用逻辑推理与日常经验法则,结合具体借贷金额、款项交付方式、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与双方交易习惯等与案件事实紧密相连的客观因素,对原被告之间借款事实的有无及借款利息如何约定依法作出判断,并在判决中公布自己判断的依据与理由。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本文将以笔者承办的两个民间借贷案件作为切入点,从如何运用证据规则查明并确定案件关键事实的角度出发,争取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原则性的办案经验,以其对民间借贷类案件的审判实践发展与相关证据规则的进一步完善有所帮助。

一、如何从证据的角度判断双方借款事实的有无

案例:原告张某某(男),被告马某某(女),原被告双方曾于2015年至2017年期间有过恋爱关系,期间双方多次互相发生汇款往来。2015年11月2日,原告通过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向被告汇款19.5万元。同时原告在2015年10月10日至2017年3月10日期间多次向被告借款,被告马某某在此期间则通过灌云县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以银行转账及支付宝等方式向原告张某某交付借款共计近18万元。后双方恋爱关系破裂,原告张某某于2017年4月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马某某归还借款本金19.5万元及支付相应的逾期利息等。原告起诉的依据是其2015年11月2日向被告马某某汇款的银行汇款凭条。被告马某某抗辩称原告起诉不是事实,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19.5万元,原告向被告汇该笔款,其实是原告向被告履行还款义务,即归还此前从被告处借走的款项。被告为此举证了被告通过银行及支付宝等渠道向原告汇出借款的凭证等证据。

民事诉讼的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也是人民法院认定有争议的案件事实的根据。具体到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中,首先应存在双方之间借款的事实,即双方对某笔款项应达成借贷合意。原告要证明自己实体上的债权人身份以及拥有程序法意义上的诉权,首先应举证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对某笔款项达成借贷合意并且该笔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被告方面如提出否认或否定借款事实存在的抗辩,也需要举证支持自己的抗辩意见。

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张某某仅举证了一份汇款凭条以支持其诉讼请求。在通常情况下,从形式与内容的角度分析,汇款凭条仅能证明原告在某一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通过某银行向被告账户汇出了一定款项的事实,其并不能必然证明该笔汇款属于借款,不能证明双方对该笔款项有借贷合意。如原被告双方之间仅有这一笔汇款,再无其他经济往来,则原告仅仅持一份汇款凭条要求被告还款,在被告方否认双方有借款事实且能作出合理抗辩、举出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原告仅凭一份汇款凭条显然不能达到其举证目的,其诉讼请求也得不到支持。但是,具体到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曾有过恋爱关系,双方在恋爱期间确曾通过银行与支付宝等途径互相发生过多笔款项来往。考虑到双方曾经的特殊关系与款项往来,不能排除双方在口头达成19.5万元的借款合意后再由原告向被告汇出该笔19.5万元借款的可能性。因此,在本案中,单纯的以一张汇款凭证不能达到原告举证目的为由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有武断之嫌,需要全面考察原被告双方各自举证的形式、内容并依据证据规则对其证明力的有无、证明力的大小作出综合评判,以此认定该笔19.5万元的汇款是否是双方之间的借款。

因原告仅举出了一份汇款凭条作为证据,本案证据考察的重点自然转移到被告的各项举证以及原被告双方的有关庭审陈述上,毕竟当事人陈述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形式之一。被告马某某抗辩的核心是原告向被告汇出的19.5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原告向被告归还此前原告从被告处借走的款项。换言之,不是被告向原告借款,而是原告向被告还款。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意见,依法举证灌云农村商业银行转账记录两张、工商银行转账记录一张、支付宝账单两张、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两张、微信聊天记录三张,其内容显示被告马某某在2015年10月10日至2017年3月10日期间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及支付宝等方式向原告张某某汇款共计近18万元。原告在庭审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等均无异议,承认是自己向被告马某的借款,但原告抗辩称已经以现金形式将上述借款全部还清。经审判员释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经以现金形式还清借款。

根据对双方各自的庭审陈述及举证、质证意见进行综合考量,本案的承办人可以对这一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双方在存在恋爱关系期间曾多次发生款项往来,原告多次向被告借款的金额近18万元,且双方的款项往来都是通过银行转账与支付宝等途径支付,原告辩称已经以现金形式还清了对被告的借款,因无证据支持,且与双方之间款项往来大部分以转账方式为主的方式相矛盾,可信度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仅持一张向被告汇款的汇款凭条主张双方之间就该笔汇款存在借贷合同关系,显然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通过综合考察全案证据与双方庭审陈述,原告持有的这张汇款凭条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就该笔款项存在借贷关系,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就该笔借款存在借贷合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缺乏证据而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二、如何认定双方约定的利息是月息还是年息

案例:原告顾某,被告谢某、王某(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有亲戚关系。二被告曾因经营需要在2002年向原告借款4.8万元,并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于2016年持二被告出具的借条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二被告依照约定归还本金与支付利息共计13万余元。借条上仅约定利息1.5%,未写明是月利率还是年利率。二被告对借款本金4.8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对利息的约定问题有异议,认为双方约定的是年利率1.5%,而非月利率1.5%,二被告并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将该笔借款本息全部还清,已经不欠原告借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双方约定的是月利率而非年利率,如果是年利率,当时一定会在借条上写明。二被告则坚持认为约定的是年利率,而非月利率,如果是月利率,当时一定会在借条上写明。如何认定该1.5%的利息约定是年息还是月息,成为审理本案的关键。

本案的争议问题,在当前大量出现的民间借贷争议案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如何厘清民间借贷案件中双方对利率约定模糊不清的问题并据以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在基层的经济活动中,各方当事人往往因为各自法律意识的欠缺或者因为双方在当时存在一些特殊关系等原因,没有对借贷合同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做出明确约定,本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件承办人在庭审前曾询问双方当事人为何仅仅在借条上写利息1.5%,而不是明确写明是月利率1.5%或是年利率1.5%。原告方对此的解释是自己家与被告夫妻家都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当时两家关系很好,被告夫妻二人当时想买货车从事经营,因缺乏购车资金而向原告借款,因当时两家关系和睦,被告夫妻二人承诺一定会按时足额的还本付息,自己当时没好意思再坚持明确写明,所以只写了利息1.5%,被告夫妻在借款后确实也在按月还款,因此自己后来也没有再要求对利率问题作出明确补充约定。被告夫妻二人对借款事由与原被告之间关系的陈述与原告类似,但坚持说是因为两家关系当时很好,所以原告愿意帮忙借钱给被告,且只约定了1.5%的年利率,而不是月利率。

不论双方的诉讼请求或抗辩意见或繁或简,最终仍然要落实到具体证据上,此即为当事人对各自主张所负的举证责任。同时,人民法院也应对当事人提交的有关证据进行全面的审核考量,根据证据法与证据规则,充分运用逻辑推理与日常经验法则,结合具体借贷金额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客观因素,对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问题依法作出认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利率1.5%是月息还是年息的问题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主张,且双方的借条中确实也未对这一问题予以明确。查明案情的落脚点,就落在对原告与被告各自举证内容的具体审查上。在该案的庭审中,原告举证中包括被告从2009年5月5日至2013年4月9日分四十五次向原告银行账户还款的存款回单,金额共计2.3万元,这些存款回单是被告作为自己还款的依据提交给原告的,被告对其真实性等质证认为均无异议;被告方面的举证则包括一份原告出具的汇总收条,即原告的丈夫对上述四十五笔还款的金额汇总后向被告出具的收条,其金额、日期等要素与被告是四十五笔存款回单完全对应,原告方对其真实性等质证认为均无异议。双方的这一组相互对应的证据,引起了案件承办人的高度注意。承办人意识到,明确认定1.5%的利息约定是年息还是月息的关键点很可能就在这一组证据中,必须对其内容详加审查。

民间借贷纠纷中,如果借贷双方确实约定有利率且还款方无证据证明自己归还的款项属于本金的,其归还的款项依法属于支付利息。经过庭审质证与承办人的庭审释明,二被告坚持认为自己通过该组四十五份存款归还的是本金,但无证据证明,因此只能依法认定该笔款项属于支付利息。通过对该组四十五份存款回单的内容详细梳理,承办人发现二被告在2009年5月至2013年4月的期间内基本上是逐月向原告方付款,每次付款金额分别为1000元、500元、400元不等。此时,根据日常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结合该组证据的时间、金额等具体内容,足以判断认定双方实际约定的利率应当为月息1.5%,而不是二被告所声称的年息1.5%,而且二被告也是一直在按照月利率的模式在履行还款,否则二被告应该是在借款每届满一年时逐年支付还款,而不是逐月支付。因此二被告关于利息为年息1.5%的抗辩,无事实依据,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能被采信,最终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实际利率即为月息1.5%并据此作出了判决。

三、在审判实践中运用证据规则的经验总结与思考

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等相关法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均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此即为学理上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制度。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的原理,当事人对其在诉讼中提出的事实主张均负有证明责任,其功能就在于当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指引法官对不确定的事实作出使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受对其不利的判决。而在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各方当事人都尽到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其举出的证据不论种类还是内容都很充足甚至繁杂,需要由审判人员根据法律规定与当事人各自的举证来评析、认定当事人各项举证的证据效力,以判断其是否应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案件败诉的不利后果。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判断、认定证据证明力的标准以及在审判实践中如何运用、落实这一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有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高度可能性”标准,即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后,能够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而判断待证事实的存在是否具有高度可能性,基础就是对各项证据本身的证明力作出判断。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入手判断并认定相关证据的证明力:

(一)首先从证据本身的形式入手。

审判实践中对证据证明力的质证,主要集中在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三性进行质证,而对证据本身外在的形式却有所忽视。其实,首先强调并重视对证据外在的形式进行考察,是认定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的一条捷径,从证据本身的形式问题即可直接否认许多证据的证明力,这一点在权利确认之诉中尤其需要注意。例如在房屋、车辆等财产的所有权纠纷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依法分管各类财产权属问题的国家职能部门颁发的产权证书与登记记录,而非其他无权机构、部门甚至是个人出具的各类证言、书面证明或说明等。同理,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出资纠纷中,认定某个主体是否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的有关规定,也应当以工商登记资料、股东名册、实际出资人出资凭证及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代持股协议为准,而不是无权机构甚至个人出具的各类证明或证言。

(二)高度关注证据内容与案件争议事实的关联性

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个质证要点中,在当事人提供证据原件的情况下,民商事审判实践中很难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除非由另一方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合法性一般也很难否定,除非对方当事人确能证明该证据的形成、取得、来源等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等。因此,在证据形式没有问题后,考察与审核证据内容的关键点就是其关联性。笔者曾经办理过一起钻机租赁合同纠纷,原告起诉被告要求支付拖欠的设备租金,被告抗辩称钻机故障不能正常使用,所以拒付租金,且举证了多达十余份证据以支持其抗辩,包括工程监理部门会议纪要、工程监理通知单、工程项目部回复函、项目部情况说明、证人证言等等。经过对上述证据内容的详细审核,笔者发现其主要内容均是“钻机设备存在故障导致工程进度滞后”,但并未明确说明或指明具体哪一台钻机存在故障。在工地上存在多台钻机且分别属于不同的所有权人的情况下,被告举证的证据内容不能证明是原告出租给被告的钻机发生故障,不能建立与本案争议事实的关联性,显然不能达到被告的举证目的。因此,该案最终因被告的抗辩无证据支持而判决被告败诉。

结语

商事案件的证据问题有其特殊性。与普通的民事案件相比,以民间借贷案件为代表的商事案件,不仅同样遵循权利平等、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民法原则,而且更加强调缔约自由、商业效率与商事专业精神。这种特点反映在民间借贷、股东出资、租赁合同纠纷等案件证据上,其直接特征就是证据问题具有更强的复杂性与专业性。此时,审判人员要牢牢把握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制度,不仅要注意有关证据的内容,也要重视证据本身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对证据进行质证与考察的过程中,不要被纷繁复杂的证据内容所迷惑,要紧扣关联性这一要点,即注意审查证据具体内容与案件争议问题的关联性。法院不仅仅是实施法律的专门机构,更负有发展法律的重任。法律的发展不可能由立法者的凭空想象而成,只有通过法官一次次的富有创造性的判决积累,才能为立法者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民商事审判中的证据规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主题,它的立法完善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笔者希望通过一线审判人员大量的案件审理实践与相应的反思、总结,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能够日臻成熟与完善,在推动经济发展、纾解社会矛盾、促进国家法治进步方面发挥更有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