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理论研讨 破解非法证据排除难的若干思考

作者:信息发布员   |    栏目:理论研讨    |    日期:2018-04-24    |    浏览119次

【论文提要】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出台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学术界对“两个规定”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个证据规定”的实施,在提高办案质量、统一执法理念、规范司法行为、确保司法公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吸纳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主要内容,这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层面采纳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此后,两高陆续出台的配套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但是新法实施以来,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上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该规则的适用范围模糊不清,实践中混淆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界限,扩大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不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宗旨的实现;在非法证据的证明规则方面,存在着程序启动难、证明难、排除难的问题,阻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现;在程序规则方面则存在裁判程序滞后性的问题,影响了审判效率和公正。

【主要创新观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一项极为重要的诉讼规则,该规则的设置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遏止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同时,也是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一道法律屏障。但是,就目前而言,受司法体制的影响,该规则缺乏完善的司法体制保障,以至于最终得不到进一步的规范实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的证据开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相关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低,且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难、证明难、排除难成为常态。本文作者将结合实践,分析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寻求常见难题的解决问题途径,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现尽绵薄之力。

(本文共6015字)

以下正文: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难的概况

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以来,实践中以遭受刑讯为由的翻供、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辩护虽有增加趋势,但成功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仍寥寥无几。

检法系统内非法证据排除难的情形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非法证据合法地不被排除;二是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仍影响司法人员的心证。

在排除难的第一种情形中,司法人员主要有以下五种规避方式:

第一,审辩交易或说服检察机关撤诉。当排除非法证据可能导致案件证据不足时,部分法官可能会采取“审辩交易”或者说服检察机关撤诉的方式“消化”一些案件。

第二,利用规则的模糊性进行解释。如利用规则中“刑讯”、“等非法方法”、“剧烈疼痛或痛苦”这些词语的模糊性将在案证据解释为不是非法证据。

第三,降低控方的证明标准。如向法庭提供完全由侦讯人员制作的可能已经文过饰非之后的讯问笔录、难以摆脱先供后录、选择性录制之嫌的录音录像、或是提请利益攸关方出庭作证,这些很难满足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但控方往往通过形式化证明即可卸除本身的证明责任,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控方的证明标准。

第四,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通过反复补正的方式使非法证据合法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关于物证书证的补正规定也为这种方式提供了合法化的契机。

第五,采纳重复供述。重复供述,是指侦查人员在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后,在随后的讯问中又通过合法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复供述。现行立法尚无明确规定重复供述是否可以采纳及如何采纳。实务界为保险起见,对于重复供述干脆不予以排除,并作为定案根据。这实质上是首次非法供述披上“重复供述”的外衣而重新被法检人员所采纳。

实务中,通常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上有明显外伤或者同步录音录像明显不规范,且侦查机关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非法证据才会被排除。但是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对司法人员心证确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法官受自身追诉犯罪的心理驱动,认为非法证据虽被排除但却有一定的证明力,在定罪量刑时会不自觉地将非法证据的证明结果考虑在内。另外在排除非法证据而导致证据不足时,司法人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在定罪量刑时会刻意地将已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证明结果考虑在内。虽然印证证明模式使得法官“刻意被影响”的行为会受阻碍,但法官仍可以通过片面印证和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这两大方式进行掩饰。在排除非法证据后在案证据不能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某些法官对证据材料进行有目的的筛选,忽视无罪证据或证据矛盾之处,拔高有罪证据的证明力并进行片面印证,得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在裁判文书说理方面,由于裁判文书没有统一的说理标准,并且证明标准具有弹性,法官往往可以通过简单的证据分析便直接得出“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结论。在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的情况下,法官的心证是否受被排除的非法证据所影响以及受到多大的影响,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综上,非法证据排除难,导致其程序性制裁和实体性制裁效果不理想。实践中,法官排除非法证据的理由多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法官明确认定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案例少之又少。这其中固然有非法证据证明难的因素,但刑讯逼供行为得不到确认,非法证据实体制裁效果大打折扣,阻遏违法的目的也难以充分实现。 

    二、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本身的缺陷。

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虽然在法律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我国证据制度的一项突破性的改革,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阻碍了审判人员对该制度的适用。

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证明标准、处理规则等方面模糊不清。非法证据的范围、证明标准等表述不够明确,对其它问题如重复供述以及裁判方式等语焉不详,导致法官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使不同法院遇到此类问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其次,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规定得非常笼统,对启动方式、处理方式等仅仅作出大致的规定,在具体实施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对非法证据处理后果的法律救济途径的缺失,导致该制度在实施效果上大打折扣。法院经辩方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之后,如果最后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被告人以受到刑讯逼供为由的翻供和以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为基础的无罪辩护,均会被认为缺乏悔罪表现。同时,法律并未规定和限制辩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时间和次数,未制定反向惩戒措施,导致在实践中辩方利用该制度缺陷以相同的理由多次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斥程序,导致案件审理期限过长,审判效率难以提高,大大浪费了司法资源。

最后,法律并未规定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如律师调查令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律师在场制度等来保障支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以上所有这些立法本身存在的缺陷,都阻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功能的发挥,急需立法机关做出回应,从而指导司法实践的发展。

(二)公检法自身存在的问题。

1、公安机关存在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工作的开展确实存在不少实际困难:一是侦查机关人力资源配备不足,且受到传统侦查观念 “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等影响,致使对侦查人员一味高压要求完成所谓的限期任务,多种因素导致在犯罪侦查阶段程序意识不强,往往只重视实体证据的获得而忽视程序上的合法性。实践中常见的问题如讯问笔录制作不规范,遗漏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或未能准确客观反映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据收集不全,证据锁链存在薄弱环节等导致被告人当庭翻供;个别侦查人员办案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违反程序、手段简单粗暴等现象。

2、检察机关存在的问题。

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主要通过对侦查人员移送的案卷材料进行书面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来检查是否存在非法取证情形。在很多情况下,案卷材料已经被侦查人员做了技术处理,并不能真实再现侦查场景。询问中同步录音录像本应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然而该录像为公安机关自行制作,实践中在录制、播放以及法庭审核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另外,现行法律规范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批捕、公诉部门调查核实非法证据的诉讼期间,导致其不得不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期限内挤出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调查核实侦查取证情况。但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七天,审查起诉的时间也仅为一个月,如此短的时间内,即使发现侦查机关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况,想要进行细致的调查也比较困难,更加不愿意告知辩方享有此项权利,从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综上,由于检察机关介入知悉侦查活动的渠道不畅、机制不健全,直接导致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调查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效果大打折扣。

3、法院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法院庭审过程中缺乏播放设备。讯问录像数量较多,时间较长,影响了法院当庭播放的积极性。

二是法院担心由于被告人滥用申请权,妨碍庭审效率,法院通常不会主动告知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相当一部分被告人不知或不会申请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程序。三是部分法院书写判决书存在智慧性意识,在列证部分为增加判决书的说理性和伦理性,都习惯列写一句“被告人的认罪供述”予以证明,或在判决书说理部分加写“与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这种不够谨慎或者过度重视口供的做法往往因口供发生变化给案件的稳定性留下把柄。

4、当前司法环境的影响。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和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功能的发挥仍然受到当前中国大的司法环境的影响。首先,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案件总量依然很大。在当前案多人少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的压力很大,且受传统司法实践只注重实体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只注重快速打击犯罪而轻视人权保障思想的影响,难免在侦查过程中通过简单粗暴的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其次,刑事案件的危害性和社会影响力都较大,基于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目的,各级领导机关对司法部门赋予很重的工作要求。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很容易导致为了效率而产生非法证据的可能性。司法工作人员为了结案而结案。同时,我国当前实行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和监督制约的关系。分工负责的检警分离模式和职权分立的关系也决定了某一司法机关对另一司法机关没有命令的权力。这就决定了检察院没有权力命令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指派其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支持公诉。非法证据被排除的不利后果无论是对于侦查机关还是对于侦查人员都不存在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侦查机关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指派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通常最多送来盖有侦查机关印章的一纸证明、情况说明或者抓捕经过,否认侦查过程中存在非法取证行为来支持公诉机关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三、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路径

1、明确适用范围,规范法律术语,修正理解偏差。

非法证据排除是基于证据能力的排除,是程序上的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初衷在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人权,维护程序正义。除法律规定的绝对排除的言词证据外,凡是在能够引起肉体或精神痛苦等的其它非法手段,如变相肉刑、疲劳审讯、极度精神压迫等取得的证据都应当纳入到非法证据之列。其判断的关键在于是否违背诉讼参与人意志,造成其肉体或精神痛苦。就证据种类而言,不应限定于言词证据,只要取得的证据与基本人权相违背,便可进入到非法证据之列。

2、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规则,提供更加明确的规范根据指引。

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对于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如果更多地由法官基于自由裁量权作出处理,可能导致法官面临较大裁判压力,而相对具体和刚性的规则在实践中更加便于法官适用,执行阻力也相对较小。因此,完善法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关键在于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等问题作出更加细化、明确的规定。

3、重视培养非法证据排除的指导性案例,强化案例指导。

如同其他法律规则一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抽象规范,总有一进步解释的余地,为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有必要加强案例指导,就相关问题提出明确的裁判规则。需要进一步丰富此类案例资源,从中遴选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案例。

4、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配套制度。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有助于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充分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相应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配套制度,特别是明确侦查取证的程序规范,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到实处。

5、构建独立、前置的排除程序。

首先,庭审阶段的排除程序应以庭前会议程序为中心来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规范的不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而是证据能力问题,即要解决的是公诉方证据的法庭准人资格问题。既然是对准人资格的审查,就应尽量在开庭前处理。否则,一旦不具备准入资格的证据进入了法庭,势必会对事实认定者造成污染,影响其自由心证。所以,庭审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应充分发挥庭前会议解决非法证据问题的效力,确立独立前置的排除程序,将不具有证据能力的非法证据排除在案件实体审理之外,以最大程度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充分实质的展开,亦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难、运行难的问题。

结语

证据是正义的基础。刑事诉讼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开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舶来品”,有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尽管该规则已经在立法文本上得以确立,但成功“培植”并让其茁壮成长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出台以来,非法排除制度不断完善,侦查取证的法治化规范水平不断提高,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防范冤假错案的机制也不断完善,法庭更加重视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刑事程序乃至司法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非法证据申请难、证明难、认定难、排除难等现实问题,需要在不断深化改革予以破解。

 

作者:刑庭 许曼